烟台苹果的前世今生

    三农直通车综合报道：烟台苹果享誉国内外，这一点很多人都知道。可是，能够说清楚烟台苹果“根源”的人，恐怕就没有那么多了。这也难怪，越是熟悉的事物，人们往往越是懒于刨根问底，探究它们的历史渊源和文化背景。 
    在很多人的印象里，烟台苹果的起源是与一位传教士联系在一起的。其实，早在明朝万历46年（1618年）的《福山县志》卷一“地理土产类”中，就记载福山境内栽培有“花红”等；清顺治17年（1660年）的《邓州府志》记载着“黄县名产频婆、花红、楸子”；清康熙12年（1673年）的《福山县志》记载果类中有苹果、花红等；清同治11年（1872年）《黄县志》记载苹果“曰频婆、曰花红、曰楸子”。这些史料证明，烟台苹果文化寻根在1618年以前。但那时的苹果栽培均属于小苹果品种，也就是通常说的本地苹果。 
    烟台开埠，传教士引进西洋苹果 
    岁月如梭，转眼间到了1871年，辗转在中国各地传教多年的“洋人”———1829年出生在美国纽约州的传教士倪维思，又到了烟台。传教之余，他发现烟台的气候、土壤等与美国相似，而所产水果远不如美国，于是就萌生了改良果树的念头。他在烟台毓璜顶东南山麓购得坡地十余亩，栽上了从美国带来的西洋苹果、西洋梨等，建起了“广兴果园”。年轻时学习过果树栽培技术的这位“洋教头”，以嫁接、育苗等方法在烟台的“广兴果园”培育苹果，使之成为具有特别香味的新品种，获得了巨大成功，附近州、县的人民竞相推广，很快就成为农家重要的副业。自此，烟台成为我国西洋苹果与本地苹果相嫁接的发祥地，也便有了后来享誉国内外的“烟台苹果”。 
    时至今日，中国苹果出口四成来自烟台 
    1948年，烟台二次解放，广大农民成了土地的主人。涅槃后的烟台苹果枯木逢春。烟台顺势而为，先后采取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政策和措施扶持果农发展生产。1950年3月4日《胶东日报》曾报道，“福山农民恢复果园，去年以来新栽植苹果1398亩。” 
    进入上世纪80年代，改革开放环境下的烟台苹果栽培面积及产量又创历史新纪录。到1985年，全市苹果栽培面积达134.27万亩，总产量53868.5万公斤。主要品种有国光、青香蕉、红香蕉、金帅、秋花皮、红玉等。幼树主要有红富士、烟青、新红星等。 
    至此，烟台苹果的品种出现一个新的转机，已由青香蕉、红香蕉、国光等品种改植为红富士。烟台的科技工作者经过实践、试验，又培育出烟富1—3号、烟富1—6号，烟嘎1—2号等新品种，其品质更加优越，目前全市已发展到260多万亩，总产量达到400多万吨。 
    由于质量上乘，“十一五”期间烟台苹果出口数量迅速增长，由“十五”时期的25万吨很快增加到60多万吨，占全国出口总量的40%以上，持续领先全国地级市水平，领跑国内外市场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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